好的科學從來不可能是閉門造車而能成功的。科學協作是成功研究的重要組成因子，如果少了協作，科學家可能會錯失許多好的想法。現在有一種移動科學家的概念。移動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，遊走於各國之間，這對於這種協作是有所幫助的。最近社會演變和政治風向轉變，例如英國脫歐和美國旅行禁令，都有可能會對科學協作造成負面影響。這些轉變大大降低了科學家旅行的能力，這使得有聲望的研究和好的想法無法被傳播出去。
科學家不見得需要到處移動才能有效地進行協作，但移動科學家所扮演的角色卻對科學界有重大的影響。這是因為他們能將工作迅速傳播到世界的不同角落，吸引了各種不同觀點的科學家參與討論。
近幾個月來多項研究證明，科學家的移動能力與他們所參與的科學協作數量有關，而這種增加的協作數量也與科學影響相關。移動科學家經常透過其他國家的機構發表其研究成果。雖然這增加了他們工作的知名度，但是所增加的影響力並不是衡量工作品質的指標。印第安納大學教授Cassidy Sugimoto表示，知名度可以是正面的，但也可以是負面的。她和她的同儕，包括瓦倫西亞科技大學的Nicolas Robinson-Garcia，都觀察到一個有利於資深科學家的回饋循環，稱為馬太效應(Matthew Effect)。馬太效應可以幫助有知名度的科學家成為移動科學家，進一步提高知名度。當這個循環存在時，較新進的科學家便可能更難使他們的工作更上層樓。由於知名度的提高，促使這些科學家在各國之間遊走。這可能會對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影響。亞洲近年來有人才流失的現象，而已開發國家的研究和科技的創新性和多元性卻一直增加。許多中東女性科學家在來到美國後，其科學產量和影響力都有所增加。結果，北美和歐洲以其為中心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，而也將優秀的科學家輸出到全球的科學網路。
然而最近兩三年，世界情勢丕變，英美強國和世界各國的隔閡越來越大，一些政策法令影響了科學家的旅行。英國脫歐公投的影響一直是科學家所關切的問題，英國脫歐已經對整個歐洲研究協作造成了負面影響。英國科學家擔心他們與歐洲科學網路之間的臍帶被切斷，畢竟他們仍倚靠其協作和資金。雖然已有腹案，以確保科學家不會失去機會。然而在英國脫歐談判進入第二階段之前，科學家們仍然無法確定他們的未來。美國也有類似的情形，那就是總統川普的旅行禁令，禁止了多國公民進入美國。由於這項禁令阻止了科學家前往美國作短期旅行，結果使得國際會議變得更加困難；尤其是伊朗科學家，無論是學生還是研究人員。只能寄望從法律來著手，儘可能減少這些限制。
英美的這些限制政策背後的動機各不相同，反映了各國當前的社會和政治環境。有些人將限制政策歸咎於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興起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認為這是反映出對於移民和全球性連結的恐懼，結果就是對科學旅行造成影響，因此一些研究人員還將這些措施解釋為對科學的不信任。面對這些動機的多元性，我們想找到解決辦法討好所有各方，是尤為困難的。
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家Caroline Wagner研究了一個國家對科學協作的多元性和開放性，對其科學最造成什麼影響。她和同儕分析了各種因素，包括研究人員是否能夠輕鬆進出該國，以及性別或種族多元性的影響。Wagner的研究呼應了Sugimoto的看法，強調科學家移動能力與科學影響之間的關聯性，認為移動能力有助於更好的多元性和創新性。Sugimoto、Wagner及其同儕也都認為，各國政府必須採取措施，促成科學家在各國之間的科學旅行。此非易事，障礙是來自於馬太效應和其他可能的偏見。
保持科學進步是一個需要不斷維護的長期目標。為個別國家利益服務而制定短期目標固然重要，但其限制協作政策卻與科學進化相抵觸。科學協作推動者認為，各國應該放眼在多元性和影響力，觀察其長期趨勢，而制定有效的政策。畢竟科學協作對國際性和區域性都非常重要，政府在制定保護政策時，也應採取配套措施，促進更多的旅行和開放。畢竟科學進化停滯對科學界影響，可能比其他負面影響來得大。